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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齐勇|中国是学习的文明
发布时间: 2022-01-20 16:14:57     作者:本站编辑    

  一部《论语》,处处展现着孔子及其弟子的精神品格。《论语》第一篇是《学而》,第一句话,大家很熟悉,“子曰:‘学而时习之,不亦乐乎?’”那么,《论语》的第一个字,如果不算“子曰”的话,那就是“学”字。《论语》的第一个关键词应是“学习”。孔子强调学习,中国文化其实就是学习的文明,知识的传统,最重视的是人文的教育。学习什么?首先是学习知识、文化,肯定“学而知之”,而不是“生而知之”。然而学习的重点是学做人,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有尊严有格范的人!


  中国是学习的文明,这其实是说,我们不是信仰的文明。中华文明当然有信仰与不同的信仰体系,但与印度、西亚、西方文明相比较,我们更强调的是后天的学习,是理性的思考。


  我们学习五经四书,这本身就有信念、信仰在其中,但我们的文化主要是学习型的,是人文知识与价值理性。我们看古代教育的目的、内容、方法。


  孔子与孔门弟子是如何学习的?


  据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记载,孔子的学生有三千人,其中成绩优异者72人。(孔子以诗书礼乐教,弟子盖三千焉,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。如颜浊邹之徒,颇受业者甚众。)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又说,真正得到孔子传授,不但在籍,而且及门—登堂—入室,有77人。(孔子曰:“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”。)


  孔子思想广博,从游于他的弟子也各据特长。《论语·先进》篇有孔门四科十哲的说法。在攻读和传授儒家经典方面也是如此,如子夏攻《诗经》、传《春秋》,商瞿攻、传《易经》,曾子的孝行对《孝经》出世的影响等等,都对儒家经典的传播发生过重要作用。“孔门风范”,历来为人们所称道。《论语》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,或简单应答,点到即止;或启发论辩,侃侃而谈;富于变化,娓娓动人。其言简意赅、含蓄隽永,耐人寻味。


  《论语·先进》说到:“从我于陈蔡者,皆不及门也。德行:颜渊、闵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;言语:宰我、子贡;政事:冉有、季路;文学:子游、子夏。”这里讲的是“四科十哲”。四科:德行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。其中,文学指文献典籍。十哲:颜回(子渊)、闵损、冉耕、冉雍;宰予(子我)、端木赐;冉求(子有)、仲由(子路);言偃、卜商。


  这里为什么没有提到有子、曾子、子张三位重要的弟子呢?这是因为他们当时年轻,未及赶上孔子困厄于陈蔡之际。子游、子夏虽列在这个行列,但从年龄上看,也不可能在周游列国之前进入孔门。


  颜渊、冉伯牛、宰予、子路等,先孔子而死,闵子骞不求闻达,不可能创立学派。


  孔门早期弟子,年龄一般比孔子小三十岁以内,子贡是例外,小三十一岁。这一批弟子中最有可能创立学派的有仲弓(小孔子二十九岁)、商瞿、漆雕开三人;孔门晚期弟子,一般小孔子四十岁以上,有曾子、有子、子夏、子游、子张等人。除有子外,这四位是孔子四个有名的弟子。“子夏、子张、子游以有若似圣人,欲以所事孔子事之,强曾子。”(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)遭到曾子强烈反对,拥立有子的事没有成功。但《论语》只对有若、曾参称子,可见有子的影响很大,门生也多。公孙丑说:“昔者窃闻之:子夏、子游、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,冉牛、闵子、颜渊则具体而微……”(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)这是指子夏、子游、子张各有孔子的一部分长处,而冉牛、闵子、颜渊则具有圣人之全体德行的苗头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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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齐勇《道不远人:郭齐勇说儒》,贵阳孔学堂书局2014年版


  21世纪初上海博物馆公布的购藏之楚竹书,有很多《孔子世家》、《仲尼弟子列传》中的人物,如颜回、仲弓、子路、子贡、子游、子夏、曾子、子羔、子思等人,有的甚至就是以他们的名字题篇。


  有人批评《论语》没有体系,只是师生弟子之间讨论与对话。其实,体系是呆板的封闭的,而对话、讨论才不会教条化。提问,有问题意识,叩问,叩其两端而竭焉,这才是开放式的。孔门师生之间,弟子之间相互砥砺前行,在知识与道德教育,乃至在六艺的各方面教学相长,相互借鉴。


  学习的内容:学六艺(礼乐射御书数,或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)


  学习的目的:学做人,成为真君子,君子儒,君子人格,言行一致。成圣成贤。


  学习的方法:开放式的学习,多闻多见多思考。多闻阙疑,慎言其余;多见阙殆,慎行其余。留有余地,不贸然下结论。


  互动式的学习,师生、弟子间。“独学而无友,则孤陋而寡闻。”现在教育的弊病就是师生脱离,老师讲学生听,而不是朋友式的,对谈切磋式的。


  启发式的学习,“不愤不启,不悱不发”,“举一反三”。


  学与思的互动关系:“学而不思则惘,思而不学则殆。”


  教育是立国之本,国运兴衰,系于教育。中国的教育特别发达。思想家与教育家一身而二任,如前古有孔子,中古有朱子。朱子的弟子多于孔子,朱子著作等身,活跃于几大书院,很敏锐,又论战,又教学,又深耕经典,可以说精通四部,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。


  中国文明是学习的文明,强调学而知之,肯定知识理性。老百姓都懂“读书明理”、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。


  当然,读书可分两种,读有字之书,也读无字之书。学习,不只是书本的学习,还有在生活中学习。我年轻时下过乡,当过知青,虽不到两年,时间不长,但对农村、农民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。后来,我在一家大型化工厂当了八年工人,对工厂、工人有了较深的了解。在农村、工厂,我既读有字之书,又读无字之书,相互促进,颇有收获。我先上社会大学,恢复高考之后,1978年31岁才上武汉大学。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智慧是在社会大学中养成的。


  我们中国人善于学习,善于总结与开拓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,科学技术文明上,在人与人的关系,社会与国家治理方面,在人性自身的协调发展上,心性情才的修养上,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,不断反思、反省与提炼、升华,有了自身的独特的文化特质。


  中国古代在科学技术上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。在器物层面的文明上,过去说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(指南针、火药、造纸、印刷术),其实还有比这四大发明更重要的发明:漆器、青铜器、丝绸、瓷器等等,其精湛高超的工艺,无一不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。此外还有算盘、茶叶等,很多发明都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,曾经起着改变世界的意义。我国古代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。举两个例子,北宋沈括《梦溪笔谈》中所记述的科技知识具有极高价值,基本上反映了北宋的科学发展水平和他自己的研究心得,被李约瑟誉为“中国科学史上的座标”。而明代宋应星的《天工开物》对中国古代的各项技术进行了系统地总结,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。书中记述的许多生产技术,一直沿用到近代。《天工开物》先后被译成日、英、法、德等国文本,被外国学者称为“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”。另外,朱子的“格物穷理”,对朱子身后整个东亚的科学与技术发展,乃至接上西方科技,有着巨大的良性的作用。这些都足以证明,我们是善于学习的文明。


  在制度层面的文明上,中国古代的行政、司法制度,土地、赋税等经济制度,征辟诠选制度(荐举、考试),文官制度,教育制度,开放教育,平民子弟通过接受教育参与政治甚至最高政治,荒政、赈灾的制度,优待老人与弱势群体的制度,君相制与监察制等等,这些制度文明中有不少实质公正的内涵与制度设计的智慧,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极大。


  在观念、价值到实践层面的文明上,儒家“仁爱忠恕”,墨家“兼爱非攻”,道家“道法自然”,佛家“慈悲为怀”,理学家“民胞吾与”等理念,成圣人贤人,成真人至人,成菩萨佛陀的理想人格追求,一系列修养工夫论等,都是了不起的调节身心的安身立命之道,也是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。如从“自我”到“家、国、天下”过程之枢纽的“修身”的理念的系统性和实践性,从中国到东亚,成为重要的传统。“东亚儒学发展出最为深刻的修身理论,东亚儒家哲学基本上是一种作为实践哲学的修身学说与家庭伦理。”以上制度、观念、实践中的精华,为我国世代士子与百姓所受用,亦获得西方启蒙时代大家们的青睐与借鉴。


  我们善于学习内外各地域各民族文化,并不断消化吸收,丰富,消化,凝聚,内在化。从大的规模上讲,我们曾学习印度南亚传来的佛教文化,以后佛教中国化了,形成了中国佛教的诸流派,佛教又与儒、道教融合,形成了宋元明清时代的理学,又传到东亚,成为东亚文化圈的精神文明。明中叶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华,传播耶教与西方文化,又开始了四百多年学习西方文化的历程,现在还在这一过程中。学习西方文化,不忘本来文化,中西文化相互交融。


  19世纪80年代后,随着西学的传播和洋务运动的发展,科举制度发生改变。1888年,清政府准设算学科取士,首次将自然科学纳入考试内容。1901年9月清廷实行“新政”后,各地封疆大吏纷纷上奏,重提改革科举,恢复经济特科,1904年,清廷颁布《奏定学堂章程》,此时,科举考试已改八股为策论,但尚未废除。因科举为利禄所在,人们趋之若骛,新式学校难以发展,因此清廷诏准袁世凯、张之洞所奏,将育人、取才合于学校一途。1905年9月2日,清政府发布“上谕”,宣布“自丙午(1906年)科为始,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。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”。至此,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正式废除。1912年蔡元培上任教育总长之初发布命令,通令全国中小学“废止读经”。中国人学习的内容发生了大的变革。


  我们以张之洞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为例来说明。张之洞一生处在中西、新旧文化的簸荡之中的。近代洋务派创办了新式学堂,如方言(即外语)学堂、军事学堂、技术学堂等。京师同文馆是最早官办的新式学校。洋务派除办学外,还开了公派留学的先河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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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齐勇《郭齐勇自选集》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


  约150年前,张之洞创立了湖北经心书院,又创办四川尊经书院,山西令德书院,当时他处在以“通经致用”为中心的早期旧学时代,强调“以根柢之学砥砺诸生”,以“端品行、务实学两义反复训勉”。中期的张之洞则由清流派转化为洋务派,他修正早期的办学宗旨,在坚持以旧学为“体”的基础上,开始注意以西学为“用”,增加了传授西文、西艺等新学,开办的学校也由新式学堂代替了旧式书院,然后有了实业教育与现代学制影响下的普通教育。体现在经心书院的课程设置上,由初期的经解、史论、词赋等课目,于1895年遵照张之洞书院改制之意,设置外文、天文、格致、制造四门,此外另设经史一门,专讲四书义理与中国政治。1896年初,张之洞从暂署两江返回湖广本任,开始大规模兴办学堂,他兴办的学堂有四类:实业、普通、师范、妇幼。武汉大学的前身自强学堂、方言学堂即在实业学堂的范畴之内。张之洞重视通才教育,曾选择经心、两湖、江汉三书院的优等生入湖北文高等学堂学习经学(道德学、文学附)、中外史学(国朝掌故学附)、中外地理(测绘学附)、算学(天文学附)、理化学、法律学、财政学、兵事学。后四门均为西学,延聘东西各国教习讲授。学生四年结业后再派往东西洋游历一年。以后以文普通中学堂毕业生升入,分习三年堂课毕业,即派往东西洋游历一年。张之洞重视师范教育、妇幼教育、留学教育,在湖北创办图书馆、湖北官报等文化设施。他还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正式颁行的近代学制——癸卯学制。这一学制颁行全国,为中国近代学制的建立和完善奠定了基础。当然这一学制的精神与灵魂是“中体西用”,旧学为体,新学为用。这其实是所谓牛体马用,马体牛用。我们以什么为体,就有其体之用,以A为体即有A之用,以B为体即有B之用,焉有A体B用,B体A用哉?体察张之洞的用心,他还是希望得到守旧派的理解。


  以康有为、梁启超、严复为代表的维新派,抨击洋务派的教育思想,但不自觉地成为洋务派师法西方教育的传人。他们的进步是,不再偏重专业技术教育与专门人才的培养,而是倡导开发民智、普及教育、培养新民;主张不仅要学习西文、西艺,更要学习西政。他们还提出在全国建立相互衔接的三级学校教育制度等。这就开始了中国教育的启蒙和思想解放。


  洋务派、维新派之后,我国的教育不断地发展。以“修身”为内容,以“成圣贤”为目标的传统人文教育,变革为以科技知识为内容,以“现代公民”为目标的现代科技教育,各有利弊,应互补互济。我们的“学习的文明”还在进一步发展中,不断进。胧本憬,不断借鉴、学习。




来源: 摘编自《中国文化》2021年秋季号    浏览次数:0   【收藏本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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